甘肅秦安變學生“走讀”為教師“走教”
鄉村教育“走”出新天地
當了15年鄉村教師，這幾年，甘肅省秦安縣隴城學區許墩小學的趙玉鵬感覺自己的“幸福指數”與日俱增。
職稱評了、工資漲了、還被提拔為校長……好事一件接一件，但更讓這位年輕的教育工作者感到高興的是，山區村小的教學質量上去了。
孩子們的臟臉蛋沒了，穿著整齊了，校園也變得干凈整潔;課堂內外，師生之間的交流同樣變多了，一些活潑的孩子還會用英語、網絡流行語跟教師打招呼、開玩笑……這些變化，都讓趙玉鵬滿心歡喜。
這得益于當地探索的鄉村學校“教育園區+走教”模式。
在隴東南黃土高原腹地，隴城鎮是甘肅省天水市秦安縣最偏遠的鄉鎮，20個行政村零零散散分布在河兩岸的大山里。曾幾何時，這里是秦安縣基礎教育最薄弱的鄉鎮。
2015年，秦安縣在隴城鎮建成集食宿、辦公、管理于一體的隴城教育園區，覆蓋全鎮基礎教育學段所有學校。“走教+園區”的鄉村教育實踐就此開啟了!從此，鄉村學校的教師住在鎮上的教育園區，每天坐校車去學校上班，工作和生活面貌很快變了樣兒。
困境
起初，“走教”只是一個應對現實困境的無奈之舉。
秦安縣，曾是全國扶貧開發工作重點縣，縣域內山大溝深，梁峁交錯，偏遠鄉村的基礎教育尤為落后。隴城鎮是該縣東北部最為偏遠的鄉鎮，距縣城70多公里，情況更加嚴峻。
除了鎮上的中心學校，隴城鎮其他學校都在大山深處。離鎮子遠、來回不便，教師們也大都住在學校里。“在村上工作，不僅要跨越彎彎繞繞的山路，還要與孤獨、寂寞、清貧、辛酸為伴。”趙玉鵬說。
2006年剛參加工作時，趙玉鵬也住在學校，宿舍環境簡陋，僅能擺放一張硬板床和一張桌子，沒多余的地方，他連被褥都不敢帶得太厚，可山上海拔高、露水又重，睡一覺起來，著涼是常事。
工作幾年后，趙玉鵬結婚生子，把家安在了十幾里外的鎮子上，便開始每天兩頭跑。“先步行、后來騎摩托，可直到車子跑廢了2輛，進村的路還是一條坑坑洼洼的泥巴路。”幾年下來，趙玉鵬花了不少油費，還因路陡彎急出了幾次小車禍。
工作生活在兩頭，吃飯也是一大難題。成家后，趙玉鵬早晚在家吃飯，但中午還得在學校湊合一頓。電炒鍋沒上市前，他用煤油爐子做飯。爐子忌風，放在室外，火力就不旺，并且費油，他只能在宿舍里炒菜下面。“常常是飯沒吃到嘴里，人已經被煙熏火燎得沒有了胃口。”回憶起那段往事，趙玉鵬有點兒心酸。
住校的女教師比趙玉鵬更“慘”。晚上，大山里寂靜無聲，一片漆黑，要去衛生間，女教師們只能結伴而行，偶爾還會被溜進校園的野貓野狗嚇一跳。
“這樣的環境下，教師們更多考慮的都是自己，比如中午吃什么、下班怎么回家，這勢必影響教學的心思。”趙玉鵬說。在他剛入職的頭幾年里，逃離的念頭始終縈繞在年輕教師們的心頭。
教師不愿待，都想方設方調工作，這讓學區校長頭疼不已。“我們能理解教師的不容易，可也無能為力。”長期從事鄉村學校管理工作，對于鄉村教師的“逃離”，隴城教育園區主任王旭升看在眼里、急在心里，卻無可奈何。
“體育課是跑圈，音樂課是聽歌，美術課就是亂畫。”王旭升清楚，鄉村學校留不住教師，長此以往，教育質量肯定難以保證，促進學生全面發展的素質教育更無從談起。
眼見自家孩子和城里孩子的差距越來越大，家長們也亂了陣腳。那些年，在隴城鎮各村，有的人將孩子帶到自己務工的城市，有的人則把孩子送到鎮上或縣城借讀。
“在鎮上讀書，家長就要陪讀，每年至少要花1萬多元，還浪費了一個青壯年勞動力。”王旭升算了一筆經濟賬。盡管如此，意識到教育的重要性、渴望孩子改變命運的農村家長還是愿意作出犧牲。而這直接導致了隴城鎮因學致貧、因學返貧的家庭不在少數。
教師和學生的外流，也讓山村學校陷入布點多、班額小、辦學條件差，教師隊伍不穩定、教育資源短缺、學生擇校現象嚴重、教育質量低的“惡性循環”。
2014年，在隴城鎮上袁村，村小從之前的完小變成了只有1、2年級的教學點;全校100多名學生只剩10多名，4名教師紛紛離開，只剩下即將退休的老校長楊春霞堅守崗位。兩個班，1名教師，課程排不開，她便只能先去1個教室，安排同學們寫作業，接著到另一個教室給孩子們上課。
面對這樣的窘境，學區唯一能想到的辦法就是找教育局多要一些特崗教師的名額，但這些教師還是留不下來——幾年之后，不少人都會想著離開。一時，教師流失嚴重，師資力量不足，成為制約隴城鎮教育發展的最大因素。
探索
2014年年初，我國啟動精準扶貧戰略，教育扶貧與開發納入了精準扶貧戰略中的重要選項。也是從那時起，隴城教育面臨解難紓困、推動發展的重大契機。
為實現鄉村教育資源的公平，“撤點并校”和“巡回走教”兩種思路應運而生?？紤]到隴城鎮山大溝深、交通不便，村小撤并后學生上學路途遠，安全隱患多等現實因素，最終，秦安縣決定“逆向”行動，采取“資源共享、聯合互動、集中住宿、巡回走教”思路，變學生“走讀”為教師“走教”，學生不動教師動。
財政資金拿一點、項目資金整一點、社會人士捐一點，依靠這樣的辦法，秦安縣委、縣政府籌措資金2900多萬元，于2015年建成占地15畝，總建筑面積11244平方米，分為住宅區、辦公區和綜合服務區3個區域的隴城教育園區。此間，愛心企業還捐贈了2輛依維柯、3輛五菱宏光，作為教師們走教的交通工具。
隨著教育園區的建成投用，教師們的生活面貌發生了翻天覆地的變化。只交了2萬元的押金，趙玉鵬一家就搬進園區內一套83.26平方米的住宅。住進寬敞明亮的兩室兩廳新房，趙玉鵬感覺“像做夢一樣”。
“不用交租金，個人只承擔水、電、暖費用。”這樣的優厚福利，一下緩解了趙玉鵬買房的經濟壓力，也讓他把心留在了隴城學區。“搬進新家的一剎那，感受到的是久違了的師道尊嚴。”趙玉鵬說。
教育園區建成同期，園區管理委員會掛牌。作為這次全新教育實踐的執行方，園區管委會創新機制，與學區兩塊牌子、一套班子，下設綜合辦公室、教研教改中心、后勤服務有限公司3個管理分支。
綜合辦公室負責編制園區每周工作日程、各學校教師派送、園區安保及日常工作;教研教改中心負責制訂學區教育教學發展規劃，探索新型辦學模式，安排學區教師培訓，組織教師集體備課，開展教學交流和教研教改活動,建立園區的教學資源庫;后勤服務有限公司負責教師住宿、各功能室的協調分配，教師食宿、車輛調配、財產財務管理、園區綠化衛生及供電、供水、供暖等后勤保障工作。
教育園區硬軟件都已配備，學區也迎來了發展的新階段：一張6米長、排了1668節課的課表，實現了全鎮的小學教師資源集中調度;4條走教線路，組長加組員的分工，確保園區“走教”的良性運轉;語文、數學、英語等主要學科教師固定走教，科學、音樂、體育、美術等學科教師巡回走教，探索解決學科教師短缺、師資力量不足，課程開不齊、開不足的難題。
自隴城教育園區建成，和趙玉鵬一樣，有158名教職工入住園區。他們早上乘坐校車前往任教學校，晚上再回園區住宿，之前頭疼的吃飯問題，也伴隨“營養早餐”“營養午餐”工程的實施得到解決。
心無旁騖，教師將更多心思投入到了教書育人中。上課時，趙玉鵬會靈活把握課堂教學的主線，如在教學中通過直觀、比較、發現等實踐活動，啟發學生用眼觀察、動腦思考、動口討論，從而使學生充分地理解課堂知識。課后，他也會按照學生學習狀況，由易到難設計不同層次的練習，加深學生對新學知識的理解。
此外，趙玉鵬開始留心起每位同學的反饋，有針對性的給功課吃力的同學補課，家訪也更加頻繁，家訪也經常和家長一起探討如何密切家校合作，更好地教育孩子。
作為校長，他還會帶領教師開展課堂教學“大練兵”活動，對學校教學質量進行反思，或組織一些主題學習、實踐活動，讓大伙兒在平等交流中取長補短、共同進步。學區也會在每周二、周四晚上開展集中教研活動，對教師進行集中培訓，共享教育資源。
教育園區已然成了不少教師的“加油站”。31歲的楊剛工作5年，就被任命為一個教學點的校長。在他看來，自己的快速成長與園區營造的互學互幫的教研氛圍息息相關。
圍繞學科教研、小班教學、素質教育……每次研討，教研教改中心都會確定主題，選有經驗的教師來“傳經送寶”。各學科組也會分年級進行集體備課，大伙兒集思廣益完善課堂教學方案。每逢周二、周四，園區里總是燈火通明、氣氛熱烈。
為了方便教師互相學習借鑒教研成果，園區還建立了QQ群、微信群和個人空間，將優秀教學課例、教學敘事、教學課件等資源及時上傳教學資源網，便于各基層學校教師們之間交流互鑒。
“聽得多了、學得多了，我就慢慢從一個‘小透明’變成了活躍分子。”楊剛說，他還能在這樣的探討中，收獲友誼，“每天帶著快樂上講臺”。
生活在同一個教育園區，讓年輕人最牽掛的婚戀問題也更容易解決了。工作緊張有序，生活無后顧之憂，更令楊剛開心的是，在園區舉辦的教研活動中，他與另一所學校的一名女教師相知相戀，在園區安了新家，如今，孩子都快1歲了。
為了讓教師、特別是“雙職工”教師沒有后顧之憂，2018年9月，王旭升調任隴城教育園區擔任園區主任后，他還主動為需要早起走教的教師接送起了孩子，以便他們能安心上班。
回流
一套改革創新的“組合拳”，讓隴城教育園區的教師隊伍穩定了，還吸引著越來越多的年輕人慕名而來。
近年來，趙玉鵬所在的許墩小學就先后迎來了13名固定走教的年輕教師，雖然每學年教師的工作會根據全鎮的教學安排做調整，但當前還有6名走教教師、2名本村教師在崗。此外，還有多名巡回走教的教師給孩子們帶來音體美課程。
出生于1991年的孟小鵬就是許墩小學固定走教的教師隊伍中的一員。有著甘肅農業大學農業機械與英語專業雙學士學位的教育背景，孟小鵬也有機會在縣城周邊的學校工作，但他還是義無反顧來到隴城，從2018年起就承擔著許墩小學英語、語文等科目的教學工作。
3年時間，孟小鵬邊思考邊學習，逐漸總結出了屬于自己的教育心得。他帶孩子們看動畫片、看日出、辦英語角、打球、丟沙包。盡管看上去有些“不務正業”，但沒有一個孩子因此成績下滑，他們反而個個都找到了自己的興趣點。
在楊剛擔任校長的山王小學，22歲的縣城姑娘李曉慧作為新鮮“血液”加入進來。去年，她考事業單位教師崗位時名列全縣第十名，同樣可以優先選擇去縣城周邊學校任教，但考慮到自身職業成長，她還是決定來隴城“取取經”。
在隴城教育園區，李曉慧住進了近30平方米的單身宿舍，房間南北通透，她十分滿意，把房間收拾得干凈又溫馨。工作中，她同樣力爭上游，上學期當科任教師，這學期就主動請纓當起了班主任。
兩位年輕教師的選擇不是個案。這學期開學，王旭升就發現，隴城鎮只有1名教師考到了縣城里，而不少新入職教師，特別是特崗教師在擇崗時，將隴城教育園區作為首選。
“目前，園區230多名教師的平均年齡是36歲，本科以上學歷教師占49.4%。高學歷、年輕化、理念新等成為園區發展的后發優勢。”王旭升說，這是隴城教育發展的希望所在。
隨著一個個年輕的教師把心安在鄉村學校，大山里的孩子也在悄然發生著變化。
在山王小學，父親“在全國各地挖石油”，母親在蘭州打工，11歲的留守兒童張輝成了小伙伴眼中的“開心果”。而在之前，無人照顧的張輝總會感到學習吃力、交友困難。自從年輕的走教教師來到身邊，課堂氣氛、校園生活一下變得朝氣蓬勃，張輝也慢慢找到了自信。如今，他不僅能照顧好自己，還能照看1年級的妹妹。
在許墩小學，4年級的許媚、王景妍、劉紫欣用英語談論著自己的理想，盡管說得有些磕巴，發音也不標準，但在教師的引導下，她們一次比一次有進步。
許媚告訴記者，她的媽媽在學校食堂做幫工，當媽媽為教師同學端來午餐的那一刻，每個人臉上都掛著笑容。因此，她的理想是成為一名廚師，“成為能帶給別人快樂的人”。
王景妍、劉紫欣和爺爺奶奶一起生活，老人年紀大了，總生病，所以，她們想在長大后成為醫護人員，幫家人戰勝病魔。
在巡回走教時，音樂教師王昕也為學生們身上的變化而感動。有一次，一位女孩請求她教自己唱一首名為《聽我說，謝謝你》的歌曲。王昕沒有多想，利用3節課的課間休息時間，教會了她，隨后，女孩借走了她的手機。后來，王昕才知道，馬上到母親節了，女孩想把這首歌送給自己在外打工的媽媽。
“孩子們的眼神里有東西了。”王昕說，這是她當教師后最大的收獲。這與她的付出密不可分。2020年，王昕帶著二胡穿梭在趙山、許墩、崇仁3所學校，往返行程逾千里，為59名農村學生上了102節音樂課，教會了他們25首兒歌。
穿梭鄉間小路，走教教師帶來的不僅是瑯瑯的讀書聲、歡快的音樂聲，還讓散落各村的完小、教學點迸發出前所未有的生機。而這也讓很多家長們心里多了“盤算”。
在許墩村，68歲的老人李明生再也不愿子女外出務工時帶走孫輩。“現在家門口的學校辦得好，娃娃們待在家里，吃得飽、穿得暖、有人管，不用去大城市‘受罪’。”從小在許墩村長大，這幾年，看著身邊的小學一天天好起來，李明生從江蘇昆山接回了隨務工兒子讀書的孫子。
看到了鄉村學校發生的巨大變化，很多年輕人也敏銳捕捉到了鄉村振興的“訊號”。
去年，31歲的王秉乾回到了村里，和妻子就近開了一家化妝品店，也將兒子王文華轉回農村學校。“花銷少了，收入高了，當家長也不會缺席孩子的成長。”王秉乾說，現在村里和城里一個樣，再也不用費勁把孩子送到城里去。
一些數據佐證著王秉乾的說法。自走教推行以來，隴城學區已有68名流出的學生回到原學校就讀。
一些新生家長也不再“擇校”。比如，山王小學本學期就迎來了23名“新寶貝”——14名一年級新生和9名幼兒園新生，全校學生增加到83人。
截至目前，隴城學區下轄1所初級中學，一所九年一貫制學校，5所完小，5個教學點，2個獨立幼兒園，1個民辦幼兒園學校。學區在校中小學幼兒園共計3828人，在秦安縣17個鄉鎮中位列第一。
思考
“走教”改變著秦安鄉村教育，曾經的教育洼地隴城學區的走教成果體現在方方面面。
最直觀的是，6年級學生的學業測評成績由2015年的全縣第14名上升到2020年的第8名，園區內校際之間的語文、數學、英語學科分差由原來的27分、38分、32分降低至目前的13分、15分、10分。
除了學習成績，山村學校學生興趣愛好也得到有效激發，行為習慣明顯向好。隴城鎮南七小學是個山區學校，近年來，不但組建了足球隊，而且還積極參加各類比賽，曾在全縣的比賽中取得優異成績。
教師的進步更是不勝枚舉。有人考取了研究生，有人頻發論文，還有人在全省的教學競賽中捧回大獎。更重要的是，教師們在“走教”模式中探索出來的“小而活、小而親、小而精、小而美、小而趣、小而特、小而高效”的小班額教學模式開始生根結果。
據王旭升介紹，在隴城教育園區，一種適宜于超小班額的“同動同靜”新復式教學方法已經被摸索出來，即兩個或兩個以上年級在教師的合理調控下，同時進行直接教學和間接教學。
在隴城學區，還會不定期的把教學點的學生用校車接到川區大學校，和川區孩子一起上課、參加活動的“雙走”模式也在嘗試推進，“既鍛煉了山區孩子的溝通、交往能力，開闊了眼界，又使兩地孩子結下深厚的友誼。”王旭升說。
走教還降低了農村學校的教育成本。包括王旭升在內的不少教育工作者算過，如果把山區教學點學生撤并到規模較大的小學上學，學區需每天接送380余名學生上下學，需要校車14輛，費用為4200元。但現在，校車每天運行的費用大約1200元，一年學生在校按200天算，總共可以節約開支60余萬元。
走教破解了現實難題、補齊了發展短板，也讓隴城鎮成為秦安縣的教育“特區”?；陔]城教育園區走教的成功經驗，2019年以來，秦安縣先后籌資1.67億元，在蓮花、五營、安伏、王尹4個相對偏遠的鄉鎮新建了4個教育園區，將“園區+走教”辦學經驗向更大范圍推廣。
新事物的探索完善仍需要一個漫長過程。在秦安縣，如何挖掘做好“走教”這篇大文章，讓“走教”惠及更多農村學生，促進鄉村教育高質量發展，也是每個園區人都在思考的課題。
王旭升就意識到，他在參與和見證走教給鄉村學校帶來的新變化的同時，也在承受著改革的陣痛。在他看來，他感受到的困惑也是秦安走教整體的困難之所在。
王旭升認為，掣肘“走教”模式長遠發展的仍是“人”和“錢”兩大因素”：一方面，隴城教育園區仍存在教師整體數量不足，教師走教任務多、擔子重、專業不對口等問題;另一方面，教育、財政等部門對“走教”經費安排缺乏一個科學完善的保障制度，特別是在校車運行經費的劃撥上。
當前，隴城教育園區的校車掛靠在后勤服務公司，運行經費(含油費、車輛保養維修費、司機工資等)采取統籌學區生均公用經費的辦法來解決的“臨時措施”，而這不符合義務教育經費使用的有關要求。此外，根據相關公車配備管理規定，學校、學區沒有資格配備公車，“那現有的幾輛校車損耗報廢后，是否還有愛心企業捐贈新校車。”這些，王旭升心里都沒有底。
在接受中青報·中青網記者采訪時，秦安縣教育局副局長袁岳平也表示，秦安農村學校“走教”模式確實存在一些機制性的難題，教育局曾多次上會討論，積極尋求解決方案，并爭取人社、財政等多部門的支持，力爭在頂層設計上化解園區遇到的實際困難，逐步在秦安縣實現“景變森林”的美好育人前景。
袁岳平說，作為這場農村教育綜合改革的主導者，今后，秦安縣教育局還會繼續探索“教育園區+走教”辦學模式的新元素，努力做好鄉村教育均衡發展的“孵化器”，將推進鄉村教育事業高質量發展同推動鄉村振興進行有效銜接，助推學生享受到幸福的教育，也讓教師享受到教育的幸福。
當前，以隴城教育園區為“樣本”，秦安縣新建的4個教育園區均已完成主體工程，將服務4鎮99個行政村85所學校，受益群眾14.5萬余人、學生1.04萬人。目前，天水市教育局也已制定相關方案推廣農村教育園區辦學模式，力爭到2025年年底，在全市建成一批農村教育園區，并配合教育園區基礎建設，實施質量連片提升工程，在鄉鎮域范圍內組建起緊湊型和立體式“大學區”，推進農村義務教育優質均衡發展。
“改革總會遇到困難和問題，但只要方向對了，人民群眾有獲益，就一定能克服眼前的困難。”王旭升滿懷信心地說。(記者 馬富春 王豪)
